有一个新的身份，在一个人地两生的城市开始全新的生活，这是在国外影视大片里线人或者证人享受的待遇。现在，中国的举报人也有提出相应的要求了——
    6月初，鲍宇第N次坐上开往北京的汽车去讨说法。
    鲍宇和他的两个同事，是一起审计大案的举报人，在举报过程中历尽艰险。目前案件已查实，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已进入司法程序，有关部门肯定了他们的行为，恢复了他们的工作，补发了被报复停职期间的工资。生活似乎应该恢复平静，但鲍宇却不认为事情已经了结。
    从2004年底到现在，鲍宇和另外两名举报人没有按交通银行总行的安排回原岗位，而是一直奔波往返于锦州、沈阳、北京、上海之间，执著地追求他们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应该拥有的“隐姓埋名的生活”。
    
　　“我希望能从此隐姓埋名，远离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
    目前，让鲍宇担心的细节很多，包括举报过程中用刀刺伤他的歹徒没多少日子就要刑满释放了。他觉得，自己和家人要真正远离那些不堪回首担惊受怕的日子，就必须到另外的城市去生活，甚至全家人都应该改名换姓。
    有一个新的身份，在一个人地两生的城市开始全新的生活。鲍宇认为自己的举报为国家挽回了上亿元的损失，要求这样的待遇不为过。
    “新生活要过改变身份的那种，但档案却不能抹煞自己举报的功绩。”鲍宇和他的两个同伴的另一个要求是，不管是交行也好，审计部门也好，都应该出具一份证明放在自己的档案里，说明自己举报属实，对挽回国家资产功不可没。
    鲍宇说，自己是向审计署举报的，审计部门应该管他的事。2004年12月初，他首先找到了审计部门，希望审计部门能和交通银行协调解决他的异地安置问题。审计部门很负责任地把3名举报人的要求通报给了交通银行总行，举报人要求交通银行能安排他们3家人举家迁往北京。
    鲍宇称，选择北京首先因为北京是首都，他认为是全国最安全的地方。其次，北京有上千万人，人口密集，突然多了他们隐姓埋名的几家人，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再有，北京交通方便，回锦州坐车只要几个小时，他可以经常回去看望80多岁的老母亲。
    鲍宇还要求，如果交通银行总行确实考虑对他们进行异地安置，就必须确保做好保密工作，还有，异地安置后的工作、生活、学习状况，要与现在相当。
    2004年的最后一天，交通银行总行监察室负责人再次从上海总部来到锦州向鲍宇通报说，总行已经接到审计部门的协调意见，同意对鲍宇等举报人进行异地安置，但地点不能保证是北京，希望鲍宇把安置地点选在辽宁。
    鲍宇当即表示不接受安置在辽宁的其他城市。他认为，辽宁任何一个城市同锦州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真正让他隐姓埋名。北京去不了，天津、上海、南京、青岛等城市也可以考虑。
    
    “交行只是一个企业，目前做的已经是尽其所能了”
    2005年已过去了一半，鲍宇和他的同伴的异地安置问题尚无进展。在他同交通银行一次次的交涉中，安置地点成了双方分歧的焦点。
    交通银行一开始把安置地点确定在沈阳，鲍宇坚决不同意，他的理由是交通银行沈阳分行是锦州分行的上级主管行，关系太近，不能真正确保实现他隐姓埋名的生活。之后，交通银行又把安置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东北三省，意思是鲍宇可以在东北三省选择任何一个城市。鲍宇还是不愿意。
    交通银行总行监察室负责人说，把3名举报人连同他们的家人同时安排到北京，或者天津、上海等直辖市的难度无异于登天。毕竟交通银行只是一家企业，只能在系统内解决职工的安置问题，举报人的配偶中一人在金融系统工作，一人是中学老师，还有一人是买断工龄的工人，本系统内职工进京、进沪尚且要受到进京、进沪指标等条件的制约，更别提安置家属了。
    鲍宇等人还提出，异地安置后的工作、生活、学习状况不应该有变化，交通银行总行监察室负责人表示，在安置时也得考虑这些因素——假如举报人现在在锦州住的是闹市区的三居室，那是不是异地安置时也要相应安排闹市区的三居室？锦州一套三居室的价格肯定与北京、上海中心区三居室的价格没法比，即便是在鲍宇不同意去的沈阳，房价也要比锦州高得多，这些费用怎样解决？
    再有，举报人的家属中一位是当地重点中学的高级教师，异地安置后，作为企业的交通银行怎样保证这名家属还能在安置地的重点中学任教？
    对交通银行的解释，鲍宇表示不满。他说，他也知道异地安置肯定是有困难的，但反正都得安排，为什么就不能如愿呢？他认为，与安置的困难相比，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更重要。
    
    谁该对鲍宇们的要求“管到底”
    今年5月下旬，鲍宇等举报人在和交通银行就异地安置地点很难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向国家审计署提出信访听证的要求，要求国家审计署依照信访条例举行信访听证会，就异地安置等问题进行听证。
    几天以后，鲍宇等人收到了审计署举报中心的回复。回复说，“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对于交行锦州分行造假核销一案，我署已有明确意见，交行总行及其他有关部门已对相关人员作了处理，对你们的举报行为亦有肯定和奖励；对于你们提出的异地安置问题，总行也有明确意见，我们认为，你们提出的问题基本上已得到解决。”
    接到回复，鲍宇指望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抓不住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审计大案的有功之臣，怎么着审计部门也得对他管到底。
    鲍宇说，自己心里明白，现有法律并没有赋予审计部门解决举报人异地安置等问题的权力。他一趟趟去北京踏进国家审计署接待办公室是因为这实在是他惟一能求助的地方，而且审计部门也“很够意思”，为了他的要求，不厌其烦地与交通银行沟通。
    可是银行也有银行的难处，正如银行所说，他们只是企业，在异地安置方面他们也有很多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住房、配偶的工作问题、孩子的就学问题。
　　据《中国青年报》

    新闻回放
    从2002年8月起，交通银行锦州分行风险处诉讼科科长鲍宇和他的两名同事董航、刘某，陆续发现分行工作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在多次向领导反映无果后，2003年8月22日，3人被投票“选”为待岗员工。
    2003年8月28日，3人向审计署驻沈阳特派办进行了举报，6天后，审计组正式进驻锦州交行开始调查工作。调查期间，3人外出经常被不明车辆跟踪，晚间接二连三地接到恐吓电话。2003年11月11日，鲍宇在家附近被歹徒用刀刺伤。
    12月29日，联合调查组进驻锦州市处理此案。
    2004年11月26日，交通银行总行监察室向3人通报了案件进展：举报属实；相关涉案人员已经在接受司法调查；锦州分行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鲍宇等3人被邀请回原岗位上班，补发停职期间的工资。
    但3人均感到已经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我们3家人的命运都因为举报事件发生了改变。”